2021年名人党史故事汇编（8篇）

海量公文资料，超过5000+万字精品内容，进入官网即刻获取快搜公文：https://www.kuaisougongwen.com/ 名人党史故事汇编（8篇）目录 1.成建军 3 2徐贯之 3 3.嵇直 5 4.革命烈士曾玉良 7 5.武工队长朱秀清 8 6.甘泉县长许言希 9 7.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 11 8.北湖军民抗日烽火 14 � 成建军成建军(1918~1949),原名成勤,革命烈士。民国7年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杨林乡文宣村。民国20年,13岁的成建军参加儿童团并担任大队长,次年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书和青年队长。民国23年,成建军参加中共工农红军,在鄂东南红三师迫击炮连任司号员。民国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班长、排长、连长。皖南事变后辗转回到新四军六师师部,担任教导大队二队队长。不久,六师奉命渡江北上,开辟江(都)高(邮)宝(应)抗日根据地,成建军先后任高邮团作战参谋、苏中二分区特务营营长、宝应独立团团长等职。他善于指挥战斗,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成建军又是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头脑敏锐,口才流利,讲起话来神采飞扬,通俗易懂,战士们都喜欢听他作报告。民国38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担任华东警备七旅二十一团团长的成建军,奉命率部歼灭盘踞在扬州城南施家桥据点的守敌,并担任主攻。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经过猛烈攻击,敌人妄图突围逃窜。4月8日,他立即命令全团总攻,并走出指挥所,亲自指挥和带领部队围歼敌人。刚踏上卞家庄大圩,被一流弹击中胸部,急送扬州抢救,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成建军牺牲后,扬州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于扬州革命烈士陵园。徐贯之徐贯之(1901~1960),江都县扬子桥南花园庄(今邗江县施桥镇扬子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一月(1901年2月)生。20年代初于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后在扬子桥经营盐业。1928年参加农民协会,任干事。1935年,参加农村经济研究会。1938年,参加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1942年,中共湖西工委在施家桥、扬子桥一带开辟工作,徐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做秘密工作。党组织批准他任伪扬子乡自卫团长(3个月)、伪乡长,并以帮会中收徒弟等的方式进行活动,“一炉香”(青帮)徒弟,以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3月,新四军军部参谋第二科设杨庙情报站,决定将水上情报点选择面向运河一线的扬子桥徐贯之家。徐贯之及时把女儿所记的敌船数、人数、装备、走向等情况,密报杨庙情报站。当年夏,徐贯之奉命冒险带领10余名门徒赶至横沟桥公路沿线,破坏敌人镇扬通讯电杆一华里许,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年冬,新四军二师参二科情报站长许思潮、侦察参谋戴晓良(徐良)在徐贯之家了解日伪动态。此时,突然国民政府江都县县长张济传和4个警卫人员也来到徐家。面对险情,徐贯之镇定自如,机智应付,使许、戴二人安全脱险。扬子桥桂花庵驻有伪自卫团,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敌,徐贯之受命摸实情况,于1944年初夏,由三河区队一举歼灭伪自卫团。每当新四军夜晚途经扬子桥,徐贯之都及早把夜膳安排停当,让部队饱食之后,及时向目的地行进。日伪对解放区进行物资封锁,徐贯之花费许多心血,多方通过关系,到镇江、无锡购买西药、布匹、电器、罗纹纸等,并找可靠民船绕道转送解放区。淮南与上海间设有新四军的秘密交通线,常有负责干部经三汊河一带过往。1944年,苏南根据地中共负责人陈光从江南赴淮南根据地,徐贯之奉命与他人合扮成油贩,将陈光安全送达目的地。1945年夏末,徐贯之按中共仪扬县委通知,星夜赶赴敌区找可靠关系,将一位负责干部送到镇江火车站上火车。国民政府江都县县长张济传名为抗日,实际上勾结伪军顽固反共,在扬州宝塔湾南黄巷设电台收集解放区人民抗日情报。仪扬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除掉这个电台,让徐贯之承当内线。1945年农历五月十八日(6月27日)深夜,10余名武工队员包围敌电台住处,徐利用与张济传的“关系”,以暗号敲门进入,未费一枪一弹,缴获电台全部器材、文件、密码及电稿,并俘获顽台长夫妇。至此徐的身份暴露,全家被组织安顿至抗日根据地。徐从此公开参加革命工作,任仪扬县三河区副区长,兼镇扬大队长。不久,调任甘泉县古井区区长。1946年7月,全家7口奉命北撤,初到山东,再经渤海至东北,徐任东北赛马县政府秘书。以后南下,历任安徽省桐城县邮电局长,皖北电信指挥局秘书科长,皖北水产公司洪泽湖分公司经理,安徽水产公司安庆分公司经理,安徽省农林厅水产局秘书等职。 1958年徐被错定为反革命入狱,1960年10月26日,含冤去世。1962年10月31日徐被甄别平反,恢复其名誉和党籍。嵇直嵇直(1901~1983)名嵇元茂,号泽全,曾用名栾宝亭。祖籍是扬州东乡严家桥河东永镇乡束家庄(今邗江县杭集镇裔庙村束庄组),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900年3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幼时在乡间读私塾,宣统元年(1909年)入丹徒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16年到扬州美汉中学(教会学校)读书,1917年担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嵇直在扬州、镇江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带领同学游行、罢课,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曾任扬州学生联合会委员、专任检查员和交涉员,负责查处日货和与商会协调行动。嵇直还担任驻瓜洲镇扬商学联合会食粮检查委员会书记。因在校外组织同学发动学潮,查抄、抵制日货,被校方以领导非基督教活动为名开除。回到镇江后,与进步青年陈斯白、柳健、杨公崖等组织“己未星期演说会”揭露时弊,宣传改革。1920年进入苏州东吴大学读书,一年后又因从事进步活动被开除。回到镇江,与陈斯白等发起创办《新镇江周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嵇直到上海进入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时,组织学生自治会,担任会长。他领导同学驱逐只顾赚钱,不重视教学质量的市侩校长,请来于右任。此事受到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1922年3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派到沪西从事工人运动,开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1924年夏,和孙良惠、徐玮等组织“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嵇直任秘书。此期间嵇直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第四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4年9月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6月奉调回国,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上海小沙渡、引翔港部委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继续和刘少奇、李立三、宣仲华等在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曾担任国民通讯社记者,在《国民日报》“觉悟”专栏发表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文章。1926年再度被派往苏联,到远东地区培训由国内派去的党的基层干部。1928年12月经联共中央批准正式转为联共(布)党员。此期间,他除了任海参崴苏维埃党校教员外,还先后任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运输工人秘书处机关报《中国赤色海员周刊》主编、伯力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教员,兼任吴玉章主任的教学秘书。1932年,应召到远东红旗军司令部和远东国家政治局联合成立的保卫处工作,成为一名红军中尉军官。 1934年,为制止国土分裂和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第三国际和苏共中央派遣嵇直化名栾宝亭,与俞秀松、任岳、郑一俊等赴新疆工作。嵇直在新疆先后担任哈密行政区保安局中校副局长、南疆边防军事法庭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和省政府交通处长、新疆青海电政管理局局长、新疆省政府联络部人民委员、民族委员等多项职务,为新疆的治安和通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因在“西安事变”中自觉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盛世才软禁后驱逐。1937年再赴苏联。此后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卫国战争,先后获得过劳动优秀勋章、战斗勇敢奖章、战胜法西斯德国奖章、红星勋章、苏军建立30周年奖章等,并多次获得褒奖。他也曾因遭陷害而在肃反扩大化和清党运动中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后因周恩来亲笔证明,才免遭进一步迫害。 50年代因伤残退休,他积极从事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是苏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成员,曾参加翻译《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选》,校阅《茅盾选集》、鄂山荫博士主编的《华俄大辞典》,以及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等等。 1955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返回祖国。回国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蔡畅、陈赓等证明,恢复其中共党籍,确认其革命历史。他先后任公安部和农业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和内务部副司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妄加种种不实之罪,入秦城监狱七年多,“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革命烈士曾玉良曾玉良,原名曾玉柱,1886年3月25日出生于扬州邗江槐泗荷花村曾庄。家境贫苦,1906年到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工人,1914年考入江岸机车厂。1921年9月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1922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曾任交际干事。次年1月5日,改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时,任工会委员,因其勇敢坚定,又擅长武术,被选为纠察团副团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遭到了反动军阀吴佩孚及北洋军阀的阻挠和破坏,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并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曾玉良的带领下,工人纠察团迅速组织赶制木棒,准备自卫。2月4日,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罢工于上午9时从江岸开始。在罢工期间,他带领纠察团负责维持罢工秩序,保卫总工会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月7日下午,罢工进入生死搏斗关头,帝国主义分子伙同军阀镇压工人。在这危急情况下,在林祥谦的指挥下,曾玉良果断地带领纠察团奋勇迎敌,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凭借着自己的武功、用齐眉棍击倒了一个个敌人,后来又抱着一个敌人撕打起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向他射来,不幸中弹牺牲。曾玉良牺牲后,武汉地区地下党组织和江岸分会将其收殓,在其四弟曾玉隆等人护送下,从武汉水运到扬州六圩码头,再抬回到槐泗乡荷花村老家悄然安葬。武工队长朱秀清朱秀清,又名张政文,1917年出生于江都县花荡乡孙家庄的贫苦农民家庭。朱秀清八岁那年,家乡遭受灾荒,随父一家逃难到新洲大乾丰(今邗江头桥镇)。朱秀清因家境贫寒,13岁才进私塾读书,后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秀清失业回家务农,耳闻目睹日寇铁蹄践踏国土、地主恶霸横行乡里,血气方刚的朱秀清胸中燃起反抗复仇的烈火。1938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武装开辟新老洲,新四军在这里团结带领群众打击日伪军,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2月,受党教育熏陶,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朱秀清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历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江都河南武工队指导员、副特派员、江镇武工队队长、江镇工委军事科长等职。期间,他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发展进步力量,带领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进行反霸、锄奸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秀清奉命留下坚持斗争,1948年春,任敌后武工队队长。在朱秀清的带领下,武工队神出鬼没、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相继处决了多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和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也引起了敌人对朱秀清的恐惧和仇视,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谋害朱秀清同志。他们一方面搜集武工队活动情报,掌握朱秀清的动向;另一方面派遣特务打入我武工队,以期里应外合,伺机而动。1948年9月13日,朱秀清带领部分队员执行任务时,遭到埋伏在韩小圩的敌人袭击,头部、腿部等多处中弹而壮烈牺牲,时年31岁。甘泉县长许言希许言希原名许延熙,安徽嘉山县嘉山乡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0年,许言希靠堂兄许言英资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返里谋业,先在来安县的小学校任教,后到古城等地做家庭教师。 1939年冬,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驻在来安的冯郢、苏郢一带,领导群众向富裕户开展借粮斗争。谈判时,地主冯贻安讨价还价,一时形成僵局,这时,正在冯家做教师的许言希出面调解。借粮斗争谈判成功,农民每人借得了二斗粮。许言希因此在群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冯郢建立农民抗日协会时,他被选为理事长。通过农抗会的活动,许言希广泛地接触和团结群众。1940年夏,新四军五支队党组织批准他入党。1941年4月,许言希被选为淮南津浦路东八县(即盱眙、嘉山、来安、天长、高邮、六合、仪征、宝应)农抗会副理事长。为了在农民中培养抗日骨干,他主持举办了农民培训班。农忙时,他亲自带领学员到盱眙一带帮助农民夏收。白天跟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跟学员一起谈心。同年夏,许言希调至淮南津浦路东第一直属区任区委副书记,1942年5月任区委书记。1943年3月,路东地区实行精兵简政,盱眙、嘉山两县合并为盱眙办事处,许言希就任办事处主任兼盱嘉支队司令。同年4月,老子山区发生了毕玉峰暴乱事件。毕勾结日伪,网罗土匪,组织维持会,妄图打掉区委之后投敌。我区武装力量迅速反击,很快平定了暴乱,活捉了毕玉峰,召开宣判大会,公审毕玉峰的投敌罪行,并宣判主犯毕玉峰等人死刑。 1944年9月,许言希任甘泉县县长。为了进一步壮大武装力量,淮南地区党委决定在解放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参军运动。根据上级指示和甘泉县委分工,许言希于11月到公道区具体领导这项工作。他在工作中注重深入群众,调查走访,以党的政策教育干部,从思想上启发群众提高抗日救国的认识,使爱国青年自愿报名参军。有一天,他到柏树乡动员参军,何老太太因舍不得儿子何老六离开自己而哭泣,许言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何母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是人之常情,但母亲一旦有了危难,做儿子的也应为母亲分忧,现在日军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能容忍自己的母亲被人践踏吗?”他又指指自己的警卫员接着说:“小张和你的儿子年龄相仿,他的母亲以国难为重,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抗日。有国才有家呀!”他苦口婆心,以诚待人,使何母终于同意儿子报名参军。由于工作深入,动员得法,不到半个月时间,柏树乡先后就有37名青年自觉报名参军。许言希同志在公道区领导参军工作的消息,为敌特情报组长李炳荣获悉(解放后已被镇压)。当时敌人正在极力破坏我参军运动,他们很快拼凑起百余人枪,伪装成新四军,于1944年12月9日晚,由李炳荣带路,窜至柏树乡政府所在地张宰庄,诡称“从后方送信给许县长”,骗取我方副乡长张明良出面接待,又诱惑张带他们到许言希住地孙宝昌家,时已10日凌晨3时左右,许言希开完会刚刚入睡。孙宝昌闻声开门并叫醒许言希。许问是哪一部分?话音未落,敌人夺门而入,闯进许的卧室。许知有敌情,准备持枪反击,却先被敌人的两颗子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32岁。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光照千秋。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启蒙入学,读了8年私塾。1902年,26岁时考中秀才。县衙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亲友都来祝贺,他却出人意外地拒不赴任为官,宁愿在乡种地、教书。1909年,他受聘到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他在教课时,经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改革,救国救民。 1913年春,时已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公立第四师范,后又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一班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年龄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两人志同道合,长相往来。他们一起谈论时局,一起探讨人生,假期还一起进行农村调查,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了忘年友。毛泽东对何叔衡办事的热忱和炽烈的感情倍加赞许,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爆发,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呼唤民主与科学,全力协助已由北京返回长沙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的13名代表中,何叔衡是一位长者,他比年龄居第二位的董必武还要大10岁。这次会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一大”闭幕后,何叔衡和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在湖南开展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先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中共湖南支部,然后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逐步建立支部或党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道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这里经常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问题的讨论,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举办各种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着重培训工农青年干部,何叔衡任补习学校主事。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反动政府封闭后,他又与姜梦周等一起办起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继承自修大学传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所党校,曾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尤其是农村师范部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随即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驻军何键部许克祥等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200多人,接着又在长沙附近20多县屠杀革命群众一万多人。在这种局势下,党组织决定让何叔衡离开湖南,转移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上海后,何叔衡和其他一些同志一道筹办起了聚成印刷公司,对外公开承接业务,对内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报刊。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地对付国民党特务,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6月,党决定何叔衡赴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他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一起参加的学习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10多位中共党员。学习期间,何叔衡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何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他完成学习任务回到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 1931年秋,党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去江西中央苏区。他随即秘密起程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这时正是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苏区一片热气腾腾,何叔衡心情格外舒畅。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他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的主要工作助手之一。当时,何叔衡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长者被称为“苏区五老”,受到大家的普遍敬重和爱戴。何叔衡办事认真负责,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实事求是地核准了大量案件,救出了好多条人命。在“左倾”路线统治下,他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处逆境之中,仍坚守党性,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王明极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2月11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秋等一行5人从瑞金附近出发,向闽西转移。其中何叔衡同瞿秋白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邓子恢决定留在福建与张鼎丞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先到长汀县琉璃乡小金村,与福建省委取得联系后,于2月21日开始向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他们化装成商人和随行眷属,在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送下,昼伏夜行,通过层层关卡。26日黎明时分到达上杭县境内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再此休息吃饭。不料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数百名敌人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何叔衡等随同护送部队一起突围,但未能打开缺口突出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这时,何叔衡站在陡峭的山崖边上,便纵身向山下跳去。邓子恢抢上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去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数弹。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身负重伤的何叔衡。这两个匪徒从他身上劫走300元港币的公款,而后又举枪杀害了他。何叔衡壮烈牺牲了,他实现了生前立下的“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那是流淌着英雄鲜血的1935年,他59岁。北湖军民抗日烽火 (一) 1939年11月,新四军陶勇(原名张道庸)、梅嘉生,先后率部渡江北上西进。从扬州(江都)过邵伯湖。经陈家沟、方家巷、甘泉山、古井寺,深人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在过甘泉山当夜,第二营、第五营袭击了驻甘泉镇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连,顺利西进。后奉命合编成立苏皖支队,开辟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淮南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而仪征、天长和高邮湖西大片区域,包括扬州西北乡北湖地域,都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淮南区党委,将这地域划属津浦路东地委领导。经过一段时期的秘密工作,1940年4月,建立了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下半年,建立了湖西办事处(区级,隶属仪征抗日民主政府)工委书记由石竹兼任,办事处主任由李梦甲(仪征陈家集人,塾师先生)担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日寇遥相呼应。6月,苏皖支队为支援郭村战斗而撤离路东地区。因情况恶化,初建的湖西办事处撤销。当时,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日伪军大举进犯,加紧伪化,成立敌工站建立伪政权。叫嚣建成“和平模范区”,湖西地区为敌伪所控制。同年,新四军二师四旅、路东分区独立四十一团等部队,在仪征东部开展反点线战斗,打击敌人。十二团二营一部,来甘泉山附近破坏公路桥,切断电话杆线。甘泉山等据点300多日伪军,偷袭新四军陈家集西驻地,新四军战士奋起反击,战斗两小时,敌人溃退。 1941年9月,津浦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派敌工部长余纪一以“四县督导员”身份,来湖西地区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通过统战笼络地方实力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变伪化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但这个地区形势十分复杂:有利的一面是苏皖支队留下了良好的影响,深受群众拥护。不利的一面是敌人重点伪化了这个地区,正所谓“和平模范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和江都县县长张济传与日伪遥相呼应,利用区、乡政要人物,和一支县地方武装在这个地区活动,争夺地盘,阻止新四军进入。根据这些复杂的情况,余纪一同志首先抓住国民党的湖西办事处主任糜光国(原名糜万铭万集乡人),他表面上不干事,实际上与张济传提供情报,后经过教育而停止活动,使张济传失去了耳目。余纪一同志回忆说:开辟新区工作是比较艰巨的,当我跟随一个农民向导到达大仪敌占区,找到关系人李梦甲、陈仁刚以后,几次都是夜间出去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而且要到伪乡保长、伪自卫团长家中宣传。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就能使敌人情报断线。或者大多数汪伪人员为我所用。 1942年前后,反动帮会——“青帮”在湖西地区极为盛行,这个帮会是一股强大的黑社会势力,敌伪顽都利用这个帮会势力,扬州的汉奸头子里就有好儿个是’‘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当地的伪敌人员、地主士绅和社会头面人物等,大都参加这个青帮,当地也有不少群众都拜“老头子”、“干老子”。有些人以为有了保护伞,可以不受人欺侮。为了适应特殊环境斗争的需要。打击这股黑势力,经路东区党委批准,余纪一也组织一个帮会式的“洪门”,专门对付“青帮”。搞“洪门”活动,立一个山头,要有“山、堂、水、香”的“海底”,还要拜“恩、承、保、荐”四大名兄。抗战初期,余纪一在上海发展抗日武装时,曾参加过“洪门”。当时,湖西地区铁牌甸有一个叫王道元(又名王政),是老“洪门”的头子,他表示愿意出力,就请他一起来搞“洪门”组织。为了寓意抗日,他们把“山、堂、水、香”叫做“长白山、忠义堂、鸭绿水、大众香”,意思是打到长白山去,把日军赶过鸭绿江。他第一次开堂时,余纪一是长白山主,称“恩兄”;王道元是副山主,称“承兄”;程震文称“保兄”,李唯知称“荐兄”。公开吸收了几个当地的头面人物。此后,他们利用开香堂,收徒的形式,不但在杨家庙、刘家集、古井寺、公道桥、菱塘桥等地活动,还伸到了敌人据点里,先后吸收了伪乡保长及地方实力派等近千人参加。凡是来“洪门”的拜弟,发给一张印有“山堂水香”海底及“恩承保荐”诸拜兄字样的证件。通过开香堂,收拜弟,广泛地联结了各界人士,争取了几十位伪乡长、自卫团长和一批士绅等地方实力派,还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打击了敌人的社会基础―“青帮”的势力,推动了抗日力量的新发展。路北区委书记郑时若同志说:余纪一同志搞的“洪帮”,发动各方面力量抗日,起了一定作用的,有一次他们在龙尾田开香堂,我去参加过,开香堂时,很严肃隆重,宣布的宗旨是抗日,不准敲诈群众,还要宣传抗日:余纪一是堂主,是革命的堂主。现在看起来,当时斗争的多样形式,确是革命的需要。拢络了上层人物和伪方人员,团结了广大群众,增强了群众基础。余纪一同志还组织抗日游击队伍,打击亲日势力和特务活动。当时,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来活动,搜集情报,曾发现一个自称是“普提善道”的道长,湖南人,经常出人扬州的据点,日军哨兵还要向他敬礼。这个人从扬州伪据点,每月来湖西一次,经多方侦察,断定他是个“双皮”特务,决定将他赶走。有一次,他胸前挂着“普提善道”徽章,嘴上留着长须,伪装成一个老道长,窜来湖西,每天晚上,召集当地的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口念所谓的“七字真言”,麻痹群众抗日意志。一天,他在实力派陈玉麒家活动,被我方侦察员抓住,经过审问,他承认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经过严肃的教育,不许再来,要他立下字据,他写了保证书,按上手印后,释放了,以后也不再来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地方实力派进一步靠拢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夏季,一次,新四军便衣队化装成农民,在大仪日军据点不远的地方田间劳动,有意识的将衣物和吃的东西放在田边公路旁引诱敌人,日军果然上钩,正当他们洋洋得意,毫无戒备之时,新四军来了个出其不意,活捉了两个日军,并随时送到师部。1943年7月底,新四军便衣侦察员,在铁牌甸、杨寿坝各抓获一名出来闲逛的日军。湖西工委还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如派周铸(陈德钧)同志打人到伪江苏省粮食局后大楼(原属汪伪中央政府,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士群系统)那里,还在长江水陆交通要道的十二抒,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配合湖西地区开辟工作。 (二) 1942年春,重建的中共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县级机构),余纪一任书记,李梦甲为主任,陈仁刚为副主任。湖西人民抗日斗争有了新的组织领导,工委、办事处召开了伪乡保长会议,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教育他们对敌人只能应付,诚心实意对待新四军,否则就没有好的下场。同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抗日救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乡村塾师中组织读书会,学习宣传抗口救国十大纲领,相互联络,掌握敌情,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组织民兵,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亲日势力。方法一是抓获,二是教育,三是释放,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工作。在分化瓦解敌人的同时,镇压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敌人的分子,促进中间分子靠拢我们,警告那些亲日分子不要再做坏事。当时,各乡、保长人员和自卫队,都有一些枪支。日本人对这些枪支不放心,防止被新四军游击队搞去,于是,决定要各乡保将所有枪支收缴送给扬州日军司令部。我们游击队得知情报,为了保卫地方,保卫自己,反对缴枪,鼓励不缴枪使乡保长和实力派向我们靠拢。七月初的一天,日本人以检验自卫团枪支为名,趁机收缴枪支,新四军游击队掌握情况后,埋伏在刘家集以北张家洼一带,在独立四团的一个班配合下,袭击了押解枪支的伪军,冲散了伪自卫团,缴获了一批枪支。接着又召开伪乡保长和自卫队实力派人员会议说明日本人收缴我们自卫的枪支,是为了扩大伪军,我们大家不能把枪支给日本人,枪支要送给自己人,要支持抗日。效果很好。当天晚上不少人自动把枪送交给湖西工委,经统计将近百支,工委选了40支送给后方,余则交由办事处组织的一个警卫连,3个排,100多人。加强了地方抗日武装。 1942年夏秋之间,湖西工委建立杨庙、黄珏、公道等区的民主政权(其中公道区于9月13日在柏树乡宣布成立),在扬州城、十二抒、施家桥等地发展党员10余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秘密交通线,用以获取敌人情报,护送往返于苏南、苏中的党政负责人和交通员等。施家桥联络站、是江北与苏南、苏中新四军经常联系的一个秘密工作点。扬州北乡9乡自卫团团长郭永泉,他的手下有近百人的队伍。他既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又与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有密切的联系。新四军派员和他联系交涉合作抗日,他拒绝接受。1942年秋,湖西工委武工队在方家巷张庄西部,智取抓获了郭永泉,将他的队伍全部缴了械。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增强地方实力派和进步人士的抗战信心,1943年春,湖西办事处工委先后两次组织爱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地方实力派到津浦路东根据地参观。参观团受到张云逸、方毅、汪道涵等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他们在根据地,亲眼目睹了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发展生产等动人情景,他们深有体会的说:百闻不如一见,真受教育,倍受鼓舞。津浦路东地委,所辖水南、湖西工委和办事处。当时湖西工委下辖两个大区。即天扬公路以南为路南区、路北为路北区。路北区包括天长、仪征、江都(扬州)、高邮湖西一部分,人口有六、七十万。天扬公路是一条重要通道。沿线有大仪、甘泉山日军踞点。1943年3月郑时若同志由淮南津浦路东地委派来湖西工委工作,担任路北区委书记、胡坚任区长。路北大队,分为两个连队,戴冰任大队长,罗平任副大队长,郑时若兼政委。 1943年6月,淮南区党委和淮南行政公署及二师师部决定,将湖西、水南工委合并成立甘泉县委和县政府,并抽调路东军分区警卫营一个连和一个便衣侦察队作为基础,组建甘泉支队,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和军事力量。胡炜任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司令、政委、余纪一任县委副书记。程震文任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昭铨,民主人士董筱川任县长。县委成立后,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和完善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继续取缔伪组织,废除伪捐税,收缴伪自卫队武器。在这时郑时若任中共黄珏区委书记兼区长。公道区委书记雍慕安、区长徐速之。1944年7月撤销杨庙区。建立甘泉区。区委书记胡炜,区长汪涛。为了加强城市工作,1944年8月,成立中共仪扬县委、县政府,同时将黄珏区南部酒甸、槐子等乡划出,成立槐子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振中。从1943年至1945年,甘泉县境先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公道区辖境内公道镇、赤岸、柏树、杨寿(一度并人大仪区)乡、新建卡子(今赤岸乡中部)、俞坝乡(今杨寿乡北部)、黄珏区辖黄珏、庙头、捻桥、裔家、方集、方巷、雨膏、三里等乡:甘泉区(一度并人古井、后又划分甘泉)、辖甘泉、姚湾、胡场、杨庙、詹立、张龙、白水、黄竹等乡等:槐子区辖槐子、淮泗、许巷、酒甸、西来、龙尾乡等。在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县建有甘泉支队,下辖两个连和侦察队。区署建有武工队,乡有民兵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一定的作用。民兵是新形势下一种新的产物,是既搞生产又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的新的队伍。国民党政府组织保安队,他们见敌人来就溜,对老百姓行敲诈勒索之能事。汪伪傀儡政府,组织自卫团,培植拿武器的汉奸走狗,行的是帮敌人打中国人。共产党人民政权,组织民兵抵抗日本侵略者,打击汉奸走狗,保卫人民生活财产。他们是一支不要粮食、不穿军装、既搞生产又保治安的武装。1944年新春,日伪军200人,奔袭送驾桥。民兵中队长吴广有率领民兵20多人枪,利用圩堤、河套的地形优势,组织人力向敌人射击,打退了敌人。他还经常带领民兵配合县支队在天扬公路各区乡巡回活动,打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0年以后,扬州西北乡,日伪活动频繁,加紧伪化,尤其是集镇上极为复杂。日伪在原国民党第八区北部(公道桥西、北范围),建立13乡(实为7乡)伪自卫团,团部设公道镇,团长张有模,下半年由扬州人徐乃春接任。伪区自卫总团势力逐渐减弱,总团长由公道镇自卫团长李炳荣代职。其时公道镇有两股特务势力:一是孙锡琪(公道镇人),号孙良甫,收徒很多,他与国民党张济传有关系,又与扬州打铜巷3号日军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二是谢叶生(公道人、在顽区公所当过文书)与扬州伪军师长兼物务熊某有直接关系,又是把兄弟,熊某凡来公道大都住在谢家,当时谢叶生在公道镇红得很,大摆香堂收徒近百人,势力超过了孙锡琪。“一槽难容两条叫驴”,孙说谢直接投靠日本人,谢说孙是国民党特务,形成两派争执斗,互有吃掉一方的势头。正在这时,杨长松(公道镇人)网罗了几十个散兵游勇,几十杆枪,在送驾桥东湖干起土匪抢劫勾当,欲回公道老家投靠日本人站脚。1941年冬,带领手下来公道镇时,他先将部下安排在太平街北驻扎,自己来公道,和谢叶生联系,谢答应负责接上关系。可是,有人传言一股土匪来抢劫。这天夜里,有黄栋、准堤(解放后均划归高邮)、柏树、公道四乡镇自卫团联合起来,将杨长松部下的枪械全部缴掉,次日,杨长松得知后,随即又找谢叶生,请他查明此事“谁干的”?谢叶生明知是自卫团干的,他借刀杀人,对杨说:“可能是你三爷(孙锡琪是老三,人称三爷,是杨长松的先生)干的。你应该记得,前向时你三爷找你调人借枪,你不同意。”杨长松信以为真。心里存下杀害先生之心。1942年春一个早晨,7时左右,孙锡琪趁坐独轮车上扬州时,行至公道桥东的路上,杨长松赶上去。出其不意,用手枪将孙锡琪打死。事隔不久,孙锡琪的挚友李兴(扬州人打铜卷3号特务),派人盯稍,不多天,在公道镇西又将杨长松打死。 1942年秋,胡坚、孙秋棠二同志来公道地区,在原第八区范围之内开展反伪化斗争。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一面开展统战宣传,做伪乡保长和自卫团的工作。当时,公道镇驻有一个伪军中队(一个连),经常向各乡保要钱要粮,干尽坏事。9月间,我公道区署在柏树乡伪乡长贡锡九家召开了一次几个乡的伪乡镇长会议,在讲了民族大义的道理后,提出今后凡日伪军的活动、命令、指令等要向区署回报、违者给予应得处分。在征询意见时,伪公道镇镇长蒋子和发出荒诞怪论“两方都得应酬,贵方要供情报,日伪方也要供情报,若别乡别人先我知我报、请贵方谅解。孙秋荣同志当即予以驳斥,指出:“共产党以事实为根据,不讲有心只有天知。”蒋子和为什么顽固不化,死心塌地公开反对呢?他以为有日本人撑,伪军营能走进走出,伪自卫团团长李炳荣是他的姑表兄,手下有人有枪。他又与驻黄珏桥的江都县保安大队长、伪自卫团长苗章甫有密切关系。1943年秋,伪二十四师一部,进驻公道镇,蒋子和殷勤接待,组织商民欢迎,积极组织民力筑工事,既出主意抓来富户10多个到伪营敲诈钱财坐水牢,又向敌人透露公道区署人员和驻地等。冬季,我方甘泉县政府,集中一部分伪乡保长到根据地参观学习,蒋子和也去了。为了提高他们民族意识,配合我反伪化斗争,绝大部分人员认识有所提高,并表示积极配合民主政权做好工作,按期回到家乡。可蒋子和所犯罪行,经过教育,不思悔改,不愿认罪,经甘泉县政府决定给予他应得的处理。不几天,将蒋子和带至公道镇,召开了近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布了蒋子和的罪状,执行枪决,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日寇不断派遣特务,窜至乡村,搜集情报。酒甸镇北西来庵小镇上发现两个外来医生,一个叫魏鹤鸣,一名叫魏聚华,是父子俩(扬州人),自称不愿忍受日寇凌辱到乡下行医的。他们租用谢玉增家房子开设小诊所,还以赶集到方家巷、裔家集、黄珏桥、公道桥、送驾桥等地设摊以行医为名,与病人拉关系,交朋友,搜集抗日民主政权干部和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情况。还拉拢黄珏税务所征税员殷、谢二人多次吃喝、交谈探听情况,唆使策反等。当所长刘震传达上级讲话“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破坏活动”后,殷、谢二人,揭露了魏家父子活动的言行。经回报后,于1943年8月28日晚,黄珏区委书记郑时若和副区长胡茄带领区队几个战士抓获了魏家父子。经审讯,魏鹤鸣交待了参加特务的经过和所犯搜集情报向日军回报的罪行,因他认罪态度较好,给以宽大处理,释放回家,其子魏聚华在事实面前,抗拒交待,按抗拒从严的政策,经上报批准。对魏聚华进行就地枪决,除掉了这个败类。胡坚同志与顽县长张济传谈判合作抗日。未能达成。按甘泉县委指示,争取同国民党督导员、原八区区长刘植勤进行谈判,通过刘植勤熟悉的关系人,约定在裔家集西苏家窑一户农民家里会谈。1943年夏,一天晚间,双方代表到齐,刘植勤为国民党代表,郑时若为共产党代表,谈判建立联合办事处,合作抗日,反对伪军进驻。开始谈到打击日寇,刘的讲话吞吞吐吐,态度不明。在谈到地盘时,刘植勤说:“这块地方(指八、九两区)是我们国民党江都县管辖区,不能与你们建立联合办事处,你们应当退出这个地区”。郑时若一听,有点火了:你以为你们是正统,你们失掉的地盘还想不许我们来,义正辞严的说:“我们为了共同抗日才与你们谈联合的,既然不愿联合就着罢,想挤掉我们办不到,你想不承认我们,你不够这一份,你说这块地盘是你的,我说是我们的。”因此,谈不下去而散的。秋季,伪军二十四师驻公道镇后,发现刘植勤虽然在家乡教学,经常去公道伪师部与王晋斋会面,勾勾搭搭。而且他对伪军每天要大量民夫筑土城炮楼工事积极支持。认为,根据锄奸政策精神,刘植勤已构成通日联伪反共罪行,决定干掉他。于是,郑时若派通信员搞了一套伪军服装、冒充王老虎的警卫员。那天下午有区队副排长胡绍清穿着伪军服装,带了手枪,到捻桥刘庄刘植勤家。而后,伪称王师长请刘区长商量要事,刘植勤以为白天,又是一个人,没有怀疑,跟着就走,毫无防备,走了二里路光景,行至一段空地坟堆地旁,对他说明来意,即开枪将刘植勤枪毙。 1944年春,中共甘泉县委组织部长程坦(即程震文)和中共公道区委书记徐速之,当时春荒,不少贫苦农民缺粮、缺种。于是,发动积极分子向富户借粮,首先向原伪乡长贡锡九商量借粮。这对旧势力派和地主震动很大。可是,有些地龙恶棍竟然出面阻挠,群众竟被吓住。但一批年轻的贫困农民发动起来了,敢于站出来向他们斗争,谈长松的女儿和几个青年随将一个地龙(地方恶势力人物)绑了起来。这一行动使群众看到农民觉悟和力量,经过工作组做动员工作,贡锡九答应,“借粮秋季归还,不得加利,不得逼债”的条件,计借出有百担粮食,解决了一批贫困户的困难。由于这一斗争的胜利,周围各乡农抗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增加长工的工资,一律按粮食计算,开展二五减租,减息和借粮济贫的活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乡村基层政权。黄珏区发动群众向富户借粮。帮助贫雇农民度过春荒,解决春播种子困难。裔家乡借出稻子的有周正宽、梁在田、朱长生、曹长宝等20多户。黄珏乡有孔广宝、梁玉楼等户。庙头乡有范金龙、曾权祖等,共借出稻谷两万余斤。所借来的粮食、一一借给贫雇农民。好田地区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复堤工程及解决一部分春播秧种困难。通过借粮活动,各乡建立了农抗会组织,还发展壮大了民兵组织。使广大基层干部与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对反伪化斗争,起到更好的作用。 (四) 1941年冬,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带着亲信周秋如(保安局长)和通信员小悦来到公道桥,由原八区区长刘植勤安排住捻桥乡秦家嘴卢文南保长家。不多天,又由九区区长沈金宝(亚民)移住庙头镇上金厚基家。庙头镇东北部是湖荡草滩,西部通公道桥但有河道阻隔,南边三里路是黄珏桥。因湖荡地势偏僻,容易隐蔽,日军很少来此“扫荡”。沈金宝庙头镇人,家家熟悉。庙头乡长吕寿昆,是国民党老党员。还有国民党分部督导金鳌、保长房某,均是庙头镇人。虽然区乡保三级负责人保护了张济传,但他还不放心,又加了两道保险。1942年春,在汤正银家请原保安大队长、伪自卫团长苗章甫吃中饭,交待对他保卫的任务;其次是找来原部下头面人物,结拜同生死、共患难的“把兄弟”。参加者有沈亚民、刘植勤、周秋如、吕寿昆、苗章甫、金鳌、孙润礼(捻桥乡长)、聂永干(三里乡长)、黄珏镇长姜荣等。还有常来拜望的裔家乡自卫团长汪永年、酒甸自卫团长卢益霖、雨膏乡自卫团长卜宝珠及杨祚杰、张国云等。张济传打着“正统”旗号,网罗了一大批区乡人物,搜集情报,自以为占有地利、人和,手下还有苗章甫的一支两面派武装,因而他顽固不化地奉行主子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行对日寇妥协、勾结,对我新四军限制打击的罪恶活动。为遵守国共合作抗日协定。中共湖西工委书记余纪一委派区长胡坚和江鸥、王玉有三人为代表,与国民党张济传谈判“关于共同抗日的问题”。1942年7月的一天,江鸥带着胡坚写给张济传的信来到黄珏桥,但不知张济传住在何处,便决定先找苗章甫交涉,通过他再找张济传,当找到苗章甫的时候,说明来意后,将胡坚写给张济传的信,交给苗章甫请他转交给张,苗也答应保证转到。张济传一伙,自接到胡坚的信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现任八区区长马忍及陆占魁等几人,在八区不能存身,逃到九区来了。于是,他委派周秋如、沈亚民分别到东南区域活动,要他们特别的要做好湾头的工作。以便日后作为逃跑的退路。 10月初,黄环桥和庙头镇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在背地里议论开了,有的说新四军化装到达庙头啦;有的说胡坚来侦察过啦;还有的说游击队这几天夜里来过庙头啦;有的人说得格外传奇,说新四军的大部队开过来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金鳖本来天天在金鹏万的茶馆吃慢酒消遣,这几天听到风声,吓的他缩短吃酒时间,甚至不来茶馆里逗留。张济传心里也异常恐惧,秘密地将电台从庙头司徒庙移到了邵泊湖边一个小单庄上,夜晚住宿也东躲西藏,移动频繁。然而,表面上他在下属前面还装得那么镇静。其实,人们早以猜透了他的心理。 10月19日上午,张济传、沈亚民、周秋如等在仇学良家中正在策划各地武装力量的编组和经费征筹办法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共产党胡坚、江鸥、王玉有3个人已经到了汤庄汤正银的家中,等着要会周秋如和张县长。”在场的人顿时紧张起来,张济传略加思索的说:“大家不要紧张”。遂面对周秋如说:“秋如,你代表我先去会他们一下,就说我张某愿意和他们会面的”。周秋如生怕张济传对他怀疑,为了洗清自己的身子,忙对张说:“县长,过去我虽然和胡坚相识,现在是各为其主,如果你县长不复信给他们,他们是不会来找我们的,既然他们来了,我看还是县长亲自会他为好”。坐在一旁的沈亚民看出了周的用意,以讨好县长的口气对周说:“县长要你去,你就去,我们做你的后盾”。于是,周秋如回到汤庄,进门就与胡坚等客套了一番,胡坚就问:“你们张县长可准备会我们?”周秋如说:“我们县长前几天就说要会你,我晚上去找他。约好时间地点与你见面”。胡坚接着说:“既然你们县长说要会我们,何必等到晚间呢,现在会面不是更好吗?不要推三托四了。”周秋如被指责得不好再说,心想,县长说会他们的,就答应引见,并商量了时间、地点,确定午后在余仓房会面。为什么选在余仓房呢?周秋如的用意是,余仓房在庙头镇东不足半里,距张济传、沈亚民、自己的住处亦在百十米之遥,是属三角中心之间,又是房某保长的住家,这里地熟、人熟、暗探又多、有把握。但周秋如所不知道的,余仓房原是扬州城里江守仁家收租囤粮的仓库,扬州沦陷时,江家七、八口人逃难的住处。江鸥也是扬州逃难的学生,住在庙头镇,原在扬州同江守仁是邻居,经常来余仓房同江守仁的姐姐江锦华在一起玩。后来回城,江鸥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工作。所以,他对余仓房、庙头一带地势也很熟,会面地点定在余仓房两方都愿意。余仓房前后两进各五间,二面厢房各两间,虽有房某一家几口人住,后进东首还有两间空着,桌橙齐全。当天午饭后,周秋如领着胡坚3人来到余仓房,不一刻间,周秋如又领着张济传等人来会面。胡坚与张济传2人在屋内会谈。王玉有握着手枪站在天井的大门旁边,江鸥在左右隔壁邻居家等候。谈了足有三个小时,未果又约了明早再谈。临晚各自散去。当晚胡坚等3人与周秋如夫妇一起住在汤正银家。深夜12点左右,忽然“乒乒乓乓”一阵枪响,接着狗子也“汪汪汪”的叫起来。胡坚闻声翻身下床,说了句“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枪响,机智的武工队长王玉有手握着枪,早已站在房门外判断说“这不是三八式,不是日本人。”胡坚意识到这是张济传在捣鬼。面对周秋如严肃地说:“老周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怕死就不来啦”。江鸥接着说:“老周啊,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啊?”王玉有胸有成竹的对胡、江2人说“不要紧,反正有人抵命。”胡坚又插嘴说:“看来这几阵子枪声,是想吓我们自动离开,想的太简单了吧”。这时,周秋如心想他们确实有经验,从他们语言听出、吓唬不了他们的,随改话说:“刚才在邵伯湖上发现一条匪船。可能是自卫团人员捉匪的枪声,使大家惊了。约在10几分钟后,枪声停止了,狗也不叫了。 10月20日清晨,庙头镇上已有赶集的人在走动,国民党情报员、特务化了装,也夹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着,气氛显得紧张。不一会,周秋如陪同胡坚3人来到金鹏万茶馆吃早点,镇上的人都十分惊奇地看着他们。8点半钟,张济传派人来请胡坚等去司徒庙再次会谈。司徒庙位于庙头镇西约半里处,前后两进,后进有座大殿,大殿上层有楼,中间有天井,二面厢房,东厢有两间客堂。庙门外是苗章甫的保安队员站有三道岗哨,顽县长张济传站在门口迎接。当胡坚3人随同周秋如来到庙门时,张济传拱手相迎,相互客套了几句,进人东厢小客堂就坐。以张济传、沈亚民、周秋如3人为国民党一方代表,以胡坚、江鸥、王玉有3人为共产党一方代表。张、胡2人首先各自说了昨天初次会面的感想和合作抗日的意义,并说了各自的立场、如何抗日的意见,今天就怎样合作办法进行研究。但在发言中,还是没有能避免一次立场上的辩论:张济传带着正统自居和挑衅的口气说:“抗日是我们中国人民共同的事。我们的敌人只有日本侵略者和他的走狗汉奸。我们只有一个国家和国家所属的中华民族。我们只有一个政府,没有第二个政府。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和一切政策,我们是同情和拥护的。但目前,你们一面抗日,一面扩展势力和地盘,这和抗日显然变成两回事了。现今在这个区域内、我个人绝对保证不发生任何冲突,我承认你们是我们的友军。”胡坚也不含糊的说:“祖国的土地在你们手里已经丢失了很多,你们说共产党扩展地盘是没有道理的,共产党抗日收复回来的地盘,难道还错吗?总不可能将收复回来的地盘再交给你们丢失吧!说什么扩展势力,这是你们国民党没有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更没有把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抗日。我们共产党和军队坚决抗日,在敌后团结各党派力量,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当然,拥护的、支持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张县长,我们了解你。余部长认为你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 经过针锋相对的一场较量之后,谈到关于合作办法时,张济传请胡坚先提。胡坚也很不客气的提出几条:第一、我们要团结一致,国共打成一片,决不磨擦;第二、组织“三三制”混合委员会,即国民党3人,共产党3人,地方人士3人,代表抗日统一战线指挥机构。这个委员会内分几个部门办事;第三,经费问题,可以统筹统支;第四,军事方面,县长的名义仍然存在,国民党县党部仍然存在,现有的保安大队名称取消。军事组织和地方自卫队属混合委员会领导,成为正式的抗日战斗的部队,我们从后方调一部分协助组建。在各乡镇应组织分会,凡是抗日的地区都应参加。这样,才是国共彻底合作。这既能解决经济问题,又能真正共同抗日。就一定能在这个地区打败日本侵略者。以上四点建议,请县长考虑,并能给予研究落实。张济传顿了一下说道:你们共产党四项意见,虽然很好,可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形势。我们同情你们抗日,但不能做你们的外围。我们答复是:第一,我们要精诚团结,互不诽谤,各尽其能;第二,组织民意机构,由地方人参加选举;第三,地方经费,包括行政、军事、教育等经费,应各依合法手续征收。我们力量达不到的区域自动放弃。如八区,我们可以不收,算作你们的范围;第四,地方武力及自卫队组织保持原有系统,互不侵犯,如果事实需要,应互通情报。以上是我的建议,我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胡坚等3人听了张济传的发言,在辩论中已经作了批驳的东西,他仍然顽固坚持。还在抱着什么:“不适合”、“同情啦”、“各尽其能啦”、“力量达不到啦”、“自卫队组织保持啦”等等谬论,根本不想抗日,更没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最后胡坚说:你们四点建议与我们意见相差较大,我只得回去向领导汇报再说,但有一条我要声明一下,既然说互不磨擦,如谁先搞磨擦或与日伪军勾勾搭搭,由谁自己负责。时间已到中午12点,胡坚3人告辞,安全的回到了自己所在地。 (五) 1941年冬初,中共湖西工委委任戴锡九为黄珏区长,在黄珏桥一带开辟新区工作。其时黄珏镇一带情况复杂。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一批人隐蔽在黄珏、庙头一带活动;张济传的保安大队长,又公开投靠日军当上伪自卫团长,苗章甫,有几十条人枪驻黄珏镇,为非作歹,霸占良女,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戴锡九区长了解情况后,首先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调查得知伪镇长姜荣不满苗章甫的所作所为,互相有些矛盾。于是,他决定先做姜荣的工作,打击苗章甫的反动气势,以利开展抗日斗争。一天晚上,戴锡九同志来到黄珏镇姜荣家与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形势,教育他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站在人民方面共同抗日。由于苗章甫耳目众多,发现了新四军来姜家活动,苗章甫随即找姜荣训斥一顿。姜荣原是外科医生,一家住黄珏镇,害怕苗暗中给他下毒手,因而向苗暴露了实情,还接受了苗的指令“新四军再来,要立即回报”。戴锡九同志,原名戴福昌,扬州人,1938年参加陈文抗日部队,后在塔儿集又参加了新四军。因他打仗积极勇敢,在阂桥乡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被提升为平阿乡副乡长兼武装队长。不久,调任金沟镇镇长、五区区长。戴锡九初来开辟新区工作,缺乏对敌斗争经验,在与姜荣初次谈话后,没有安排情报人员即时掌握住姜荣的动态。1943年1月30日午后,戴锡九同志带着警卫员耿国荣又一次来到黄珏姜荣的家,与姜荣交谈如何开展抗日的间题。不料,姜荣的老婆以上街冲茶水为名,暗中向苗章甫回报了情况。此刻,戴锡九同志察觉姜妻冲茶水时间过长有怀疑,随即离开,因路道不熟,本向公道桥方向而误人庙头西部孙家渡河套,被苗章甫派兵追击三里多远的河边抓住带到中港河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1岁。 1995年出版的《邗江县志》,专题为戴锡九同志立传,使他的抗日革命精神永留于世。苗章甫,泗阳人,一说涟水人,兵痞出身。日本侵略军进犯镇江,他闻风丧胆,率部逃至黄珏桥,不出三天,便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分散隐藏在集镇周围,自称江都县常备大队(地方人称他是便衣队,含意是土匪的队伍)。苗章甫这股兵痞来黄珏桥以后,挂着抗日旗号,搞的是抢掠打劫,日军来黄珏扫荡时,他逃之夭夭,不见人影,影响很坏。1939年秋,陈文抗日义勇团被国民党韩德勤围剿后,苗章甫受主子国民党张济传的召唤,挂着江都县保安大队长头衔,又带领他的狐群狗党来到黄珏桥,网罗徒子徒孙,分封大小头目,扩大了队伍。不久,他又无耻地向日寇屈膝投降,穿上了“二黄”军装,摇身一变,当上了伪自卫团长,成了公开的汉奸走狗。苗匪自以为有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双重靠山,就更加猖狂地效忠主子,杀害新四军干部情报人员,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大捞钱财。苗匪年过五十已有5个老婆,又抢劫一个汤姓17岁姑娘作妾。他妄想长久占领黄珏一带。一天,用船去湖中察看地形,见黄珏桥东,同兴圩北有一块大面积滩涂,意欲占为已有,就命令新上任的镇长赵聚玉,按各保分派民工,在这块滩涂上为自己筑好堤,滩主敢怒而不敢言。1943年春兴筑,3月底完工,地共300亩,起名“茂兴圩”,梦想茂盛兴旺发达,成为既有官位、兵权,又有大量土地的大财翁。可是,苗匪美梦不长,玩火自焚。戴锡九同志遭苗章甫杀害后,中共湖西工委,委派路北区区长郑时若来黄珏深人发动群众,伺机拔掉苗匪这颗钉子。委派大队长戴冰跟踪侦察他经过40多天工作,策反了苗章甫的侍卫陈广发和士兵卢福祥,他们2人报名投人新四军,并担当暗探,执行监视苗的举动和即时报告的任务。 1943年4月l日下午4点多钟,苗章甫带着赵聚玉和能写会算的焦素,秘密地用船到同兴好东北察看他的“茂兴圩”,晚上住在汤范庄汤广如家中,当苗出发后,陈广发即报告戴冰,湖西工委,接到戴冰情报后,请来东南支队的两个连队和一个侦察队,由支队副司令王义勋率领,从古井寺(今仪征县)出发,越过天扬公路,经甘泉山裔家集、黄珏桥。按计划由戴冰带一部渡过戴家洼、夏家洼两道河,深夜12点多钟赶到同兴圩。将汤广如家和土匪住宿的卢庄包围起来。卢福祥带两个排到许巷捉捕卢益霖。战斗之前,新四军喊话:“除苗章甫外,其他人员出来,保你们生命安全”!先是驻汤广如家的匪徒出来,接着赵聚玉也蹑着脚向外走,刚要走到门口,苗匪开枪将赵打死倒地。此时,王副司令考虑,苗匪有两支快慢机手枪,定会负隅顽抗,孤注一掷,如强攻硬冲,我军必定要付出代价。若时间拖长,将会影响赶回天扬公路。因而果断决定,采用火攻,将汤家草房烧掉,宁愿赔偿损失。于是,严密封锁住前后大门,由侦察队的战士准备好的火油往草屋上浇,燃起了冲天大火。顿时,苗章甫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出来吧,怕被打死,在屋里吧浓烟呛人,无处藏身。苗匪垂死挣扎:头上顶着铁锅,身坐水缸,梦想保住狗命,谁知火势猛、温度高,水缸炸裂,熊熊烈火把苗匪烧成“冬瓜段”而死。那个帮助苗匪算帐的焦素,也成了他的殉葬品,周围群众看到被烧焦的苗匪,无不拍手称快。东南支队从晚间接到命令,由古井寺到同兴圩60多里路,仅用了4个小时跑步到达,用了一个多小时,将驻火星庙的苗匪军缴了械,结束了战斗。此时,已到深夜两点多钟,除留地方武工队处理善后外,大部队连夜迅速撤回原地。庙头乡伪自卫队长,王长基原是苗的同乡,随苗匪而来,兵痞出身,落户黄珏镇北花园。1940年夏,他以少量的钱强买农民崔九亭庄基和8亩地,要卖主弟弟崔四(司徒庙和尚)划字,崔四不肯接受。一天晚上,王长基竟带领手下,抓了崔四并开枪打死推下河去。王长基这个伪自卫队长,以地方治安为名,实与土匪张国云、孔兆茂串通一气,坐地分赃。同年秋,船民吴国祥在邵伯湖边露筋处,遇到13个国民党溃兵、内有5个伤员,根据他们的请求带到湖西。土城口,王长基知道后,随带10个队员赶来问话。溃兵说:“住几天就走”。王长基说:“你们先缴枪,可留住”,溃兵信以为真就交了枪。这时,王长基露出汉奸面貌,反污蔑溃兵是土匪,命令手下开枪,将他们全部打死,埋人卢庄塌子坑里,有一人未死而喊救命,丧心病狂的匪徒孔兆茂又用大锹将其铲死。 (六) 1943年农历八月间,扬州日军抽调伪二十四师进驻湖西地区,加强伪化势力。公道伪镇长蒋子和得令后,于22日在许海仙家大厅里召开全镇商民会议,动员商民欢迎伪军进驻,并筹款送见面礼。当日晚公道区委雍慕农政委和胡茄同志,在柏树乡伪乡长贡锡九家,召开了周围几乡的乡保长会议,明确指出:伪军进驻,你们应付是可以的。他们可能要钱粮,但是你们也要向我们民主政府缴公粮。同时,你们要将敌人的活动情况,如实向我们回报,不得将我们的活动告诉敌人。农历八月二十三日,伪军二十四师九十三团,从扬州东乡调来湖西地区,经槐子桥向北开往公道桥、黄珏桥、杨寿坝。号称一个师,实际上一个团的兵力都不足。师部驻公道镇,黄珏桥、杨寿坝各驻一个营,实际上不足一个连。这三处驻军是按日军的战略部署,形成犄角之势,互相距离8—10华里之间,出事可以互相增援。原日军据点娄庄进驻一个连的伪军,做保护公道据点的外围。副师长王晋斋,30多岁,是个大烟鬼子,他杀人无厌,人称王老虎。伪师部设在阮家祠堂厅房里,挖壕沟、筑土城、砌炮楼。白天结队“扫荡”、“清乡”抢劫,晚间龟缩土城内藏身。伪军进驻后,狂妄叫嚷“10月份前肃清路北新四军,10月份后扫除路南新四军。” 伪军进驻公道桥第二天,就找来周围几乡的伪乡镇长和自卫团长,指派民工和瓦木工匠,每天要来1000人,搞防御工事。其时,公道镇地形,东、南都是湖面,北面隔路还是河沟,即东、南、北三面仅有公道大桥一条路和北头关帝庙侧一条路,有一座小桥通行,而西部大片平原农田路道相连。因此,伪军在镇西端,由南至北挖一条河沟,长度600多米,两端连接水面,挖土筑城,街西端留一大门安装吊桥,白天放下来,夜晚吊起来,形成四面皆水沟的孤岛。在进镇3条道侧,建筑了3个大碉堡,有两层楼高。他们为砌碉堡,去7里以外的庙头镇拆掉司徒庙大殿。将直径30公分左右的房梁柱子运来锯板应用,还拆掉赤岸乡的东岳庙和公道镇的城煌庙及几家民房砖墙木料,运来砌造碉堡。土围分段还筑了4个小碉堡,都有枪眼对外,组成火力交叉。二道防线是:对有关巷口用麻袋装土堆堵,岗哨把守,不准人员通行。大土围内还有小土围。司令部东、南是水面,北面有房屋连接。唯西部园田平原和坟堆旷野,在此地段筑了一道土围连接房屋,使司令部仅有东部大门通外。前后都有卫兵把守。王晋斋土围筑好10多天,就敲诈钱财在街北首关帝庙关押10几个人质。一天夜里跑掉两人。经查是哨兵疏忽造成,王晋斋就下令杀掉了这两个哨兵。然后,将这两颗人头挂在街西头城门楼上七、八天,直到蛆拱拱的才埋掉。没过3天,庙北河里发现两具尸体。原来这两个人就是王晋斋由郭村绑架诈钱的人质,他俩不愿忍受折磨而逃出投河自尽的。伪军进驻公道镇后,用拆毁群众的房梁和树干做电杆,安装电话由公道镇经牛头涧、谷营戴仓房,俞家坝至杨寿镇官庄驻地。没几天,新四军游击队就将电线拆除运走。第二天上午,伪军派了两个巡线兵丁,又被我俘走。当日下午,伪军出动300多人,开进沿线村庄,步枪、机枪乱放,打伤四五个群众。潘正达由场头往家跑时,遭子弹射中脸部,损伤一只眼睛。接着烧房抓人在大姚庄烧毁姚万兴等两家碾坊糟坊6间草房。伪兵在姚学达家已将灶头草点着,主家随时拿5元大洋给伪兵,才允许用水将火烧灭。经老人们哀求,伪兵不要放火,伪兵就要钱,没钱就抢衣服,有几十家被枪200多件衣服。刚刚秋收下来的稻草堆被烧50多个,火光冲天。还将中青年抓去100多人,集中在戴仓房门口。经哀求,放掉年岁大的和小的50多人,其余50多人,用麻绳扎成一串一串的押往公道。当时天色将晚,经谈庄竹棵跑掉一部分。其余30多人关押在公道镇北首,关帝庙天井内坐水牢。各户群众花钱赎人,有的花60元,有的花80元。当时稻子4元一担,即每人花巧15—20担稻,10多天时间才具保放人。佘二侉子,住杨寿镇街北头,以经营山竹窑货为业。来往新四军经常来佘家歇脚。因他家又离伪军营部官庄100米远,便于了解伪军活动情况。经几次谈话教育,老佘认识提高,担当了地下情报员任务。一天,伪军发现有生人来他家中,将佘二侉子抓去,送到公道桥伪师部。反动透顶的王晋斋,听说是与新四军有联系的人,即下令将佘杀害,又将人头挂在娄庄南面土地庙上。杨寿乡东部薛云山,担当地下交通员。一天,送信到送驾桥接头地,路径公道镇西首,不幸,被伪军发现抓住,说他是情报员,又被王晋斋下令杀害,将人头也挂在娄庄南面土地庙上。公道镇素为扬州西北乡十三集之首,小扬州之美称;即是集镇大,市场大,每天早市繁荣,尤其“三八”逢集日,四面八方来赶集买卖的人有万人之多,仅驮粮食的驴骡就有二、三百头,独轮车就更多了。形成商贾云集,人流拥挤,农副产品购销兴旺。自从扬州日寇经常来扫荡,伪军驻公道镇后,市场冷落,无人进街买卖。大多商户关门住到乡下去,有的小商挑货郎担下乡跑庄头,以货物换些米回来糊口生活。伪军收税征粮,一是设卡收税;二是找乡保长派交田亩捐,9月间,伪二十四师在黄珏桥街南殷家庄设立一个收税办事处,有五、六个人。这个庄子三面环水。靠近桥旁,是南北行人的必经要道,凡由此经过的商户物资或粮食,都要收税。有时还对行人搜腰,发现身上有钱的也被收去。当时,黄珏区委书记郑时若等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行动小组,在半夜里偷袭这个庄子,打死了伪办事处主任,缴获了一支枪和敌伪一部分文件。还贴了一张警告条子“谁当汉奸,同样下场”。王老虎指派的田亩捐,是上缴伪县署田赋以外的,所谓工事修筑费,军米费,家眷安置费等,一次下达每亩五斗稻。这么重的负担,搞得乡保长也难以完成。他们被迫约期送交,有的不按期交的就被抓去押交,共有20多个保长和一部分富户被抓去关在阮氏宗祠(今公道机械厂南)。该祠靠近河边,地面较低,这年湖水位高,到9月分还未退掉,祠内水深近尺,这些人就站在水里,“坐水牢”,有持枪哨兵看管,由各人家属送饭等拿钱放人。晚间,待王晋斋吸足了鸦片烟后,要士兵将这些人押至师部,先有副官问各人交来多少钱,如是已交钱够数的就放人。王晋斋最后发话,先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日本指挥刀和手枪“我这些家伙不是吃素的,那个想尝试就让你们尝尝,如再拖延不缴,两天后杀掉几个”。这些被抓的只好答应“交”。而后,又关进水牢里,有的交钱的走了,有的约期交不齐的又抓来,就这么来来去去。阮祠内关不下就关进街北关帝庙内。庙头乡因当年水灾,不少低田无收,群众实无钱粮,无法纳缴。伪师部限期每保先交米80担,因缴纳不出而被抓去的有曾汇祖、房有江、房有庭等5人。结果这几个人在水牢里20多天,腿脚长期泡在水里,皮肤烂了不能走路,最后找人担保出来坐船才得回家的。驻黄珏桥的伪军1个连,分两处扎营,即两个排住西街西来庵内,1个排住街北端火星庙内,两处互相协调。驻西来庵的伪军,首先指令乡保长带领民工挖壕沟、筑土城、砌碉堡。每天有民工300多人,经过10多天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正在西街口,门侧有一个砖砌碉堡,设两个岗哨。这些伪军,每天到四周庄上农民家里抢掠衣服、粮食、鸡鸭等,群众莫不切齿痛恨。行人上镇走岗哨门前经过时,都要进行竖手搜身,如果腰里有钱就被他们收去,有的人买点给小孩吃的东西,也被伪军收去吃了。伪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我黄珏区队在队长王玉有的指导下,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区队4个战士化装成民工(土城外围工程结束,内部还有民工在整理),扛着大锹,挑着粪箕担子,走来西来庵时,在距离20多步远就有伪军喊道:“你们是那一保的、手竖起来”,我区队战士一面走着,一面回话:“第四保的”。当第一个战士走到哨兵背后时,放下工具。两手抱住一个伪哨兵的腰,第二个战士又跟上夺下伪哨兵手里的步枪。另一个哨兵发觉,溜至门里鸣枪了,我区队战士们飞速拿着缴获的步枪撤走。我区队接应的战士开枪掩护,边打边退到一个小庄后面,挡住了视线,只听土围里的枪声仍在“乒乒乓乓”,区队战士胜利而归。自此,伪军一变不敢下乡抢掠,他们找乡保长打探区队活动情况,有时还派便衣特务侦察,妄图报复。黄汪区委请示上级,要求消灭这股伪军。经县委研究后,派甘泉支队担当这个任务。1943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八),由支队副司令黄仁霆带领3个连的部队,由住地铁牌甸出发,趁晚越过天扬公路,跋涉60多里赶至黄珏桥附近的小赵庄(今官塘村离黄珏镇3里)一面要地方干部和侦察人员详细回报。一面向参加修筑工事的人了解情况,按可靠情况订出攻坚战斗方案:指挥部设在黄珏附近桑庄陈德荣家(离作战地500多米);安排一个排战士在街西北路口注视公道桥敌人动态;两个排堵住街北火星庙里敌人出来增援;两个连主攻西来庵。由黄珏区署胡茄、刘平、徐大来(黄珏人)三人做响导。深夜1点多钟,到达目的地。先由爆破组战士下水过护城沟,摸进土围子的碉堡根前,把捆好的手榴弹塞进碉堡眼里,轰隆几声炸毁了碉堡。这时支队围攻的战士冲过水沟、架木梯跳进土城,手榴弹声、枪声四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敌人,慌忙上屋顶用机枪向我扫射,顿时就被我主攻火力机枪封哑了。在支队战士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喊话声中,大部敌人衣服还没有穿好就举手投降了。整个战斗仅用了15分钟就告结束。除了屋顶上和碉堡里各有几具尸体外,全俘70多人,被用绳子扎住一只右手,倒背着无子弹的步枪,押回铁牌甸根据地去了。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机枪两挺,掷弹筒两门,步枪55支,短枪5支,子弹2千多发。但甘泉支队参谋张凤挺(著清),在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在临撤退时,黄珏区队战士点火,烧毁了伪军驻地西来庵。火星庙里的敌人,死死堵住大门,扒到屋上放空枪,不敢出门。次日早晨火星庙里的一个排伪军,也溜至公道桥去了。驻伪军的火星庙次日也被区队组织群众拆毁了。王老虎的进驻公道、杨寿、黄珏三镇部队从9月22日到12月30日离开,计一百余日就被甘泉支队和人民赶走了。 1944年春节前夕,一天上午,槐子镇保长陆某,向群众收钱,名曰“保卫费”。镇西箫德珍,随即扒了半斗米给他。保长说“你家把这一点,还有谁家把多少呢?你家最少,要缴五斗米。”萧德珍的弟弟箫德松说了句“不要就算”。保长说了声“好好”,就走了。下午,这个陆保长就带了几个伪军和一个副官,来到萧家,不分青红皂白,抓住萧德松就打。这个伪军抓住萧德松衣领部把他连惯五、六个跟头,直至惯成重伤扒不起来才停止。这时,萧德松大哥萧德桃从镇上赶来讲情打招呼,又被一个伪军一拳打在脸上,血流满面。结果,找人帮忙请客,花了几担米钱才算了事。裔家乡伪乡长汪永年,为扩大势力范围和大捞钱财,在裔家集设香堂,大收门徒100多人,指使徒弟伪自卫团的陈大雷,毒打甘泉支队第一排副排长仇永良(今苏窑村人)家属,并两次烧毁房屋,共6间。陈大雷还依仗自卫团势力,霸占庙头镇附近尤某的妻子做老婆,当尤某回来望妻子时,被陈大雷揪住拳打脚踢。打得死去活来,直至解放后1950年,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处决了陈大雷,为尤家伸了冤。 (七) 1941年3月17日夜,邵伯湖上的武装匪徒20多人,乘3条大船,抢劫赤岸乡颜家嘴池永丰家,池在室内依门杠抵御,当场遭持枪土匪开枪打死,横开大门,将粮食衣服抢劫一空。同年欧阳墩附近农民赵长良家,遭湖匪抢劫,除抢去衣服物品外,还被抢去自卫枪1支。 1942年冬,一天下午,湖匪数十人,持枪棍凶器,抢劫王伙庄、梁庄20几家后,又抢劫桥头镇数家商店,重要物资全部被抢光。 1943年秋,同兴圩老农季连福,在河里取鱼时,发现汤家泮河旁一条装货的空船。船旁有两具尸体,两把木浆,一根船篙。不多天后,又看到汤家泮某几个人晚间从河边船上抬回抢来的七、八麻袋白糖和其他货物。1943年冬,九顷头侧的老农徐景盛,看到土城河边一条船上,一个老者被打死,还有一个17岁的青年被打伤。小青年是泰州人,头一天在公道桥卖菜,买回3麻袋米回家时,因风大船小受阻,不料夜里来了一条船,有四个湖匪上船抢米袋,他祖父拖住米袋不放,竟被湖匪用棍棒打死,米也被他们抢去了。经侦察,这股武装土匪,是国民党的溃兵游勇陆续聚集而来形成的。他们利用湖荡草丛和边缘村庄栖身,联络地方土匪和伪自卫人员,扩大势力,号称一个“团”,散布在整个邵伯湖里。他们既有联络,又有湖西分段,各有大小头目。高邮湖接邵伯湖夹沟至赤岸湖“三棵柳”地带一股20多人,匪首有毕春茂、顾志才为主,九顷头一股有30多人,以河东露筋卢维林为首,汤家伴一股10多人,大都本地人以汤某为首,西兴圩至宝禅墩一股30多人,以雷大海为首。这些湖匪在草丛中隐避,看到过往商船,就以四人强划木桨的小型快船赶上商船,伪称收税,要钱要物,不给钱物就严刑拷打,有的人被打致死,物资又被全部抢光。中共黄珏区委掌握了湖匪的活动规律。如,雷大海一股湖匪,行踪飘忽,居无定处,但落脚点在许巷乡西兴圩一带。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迅速予以消灭。 1943年12月31日,黄珏区委书记郑时若在裔家集西苏窑某户,召开乡干会议,通过动员,确定了打击雷大海匪徒的战斗部署:(1)副区长胡笳和区队长王玉有率领区队一部及黄珏等乡武装,由黄珏镇乘船在湖面搜索到西兴圩登岸攻击;(2)由区队排长胡绍清及方巷等乡武装,由许巷上西兴圩东圩埂,从南向北搜索前进(3)由王政(韦弦)领三里乡武装,由西来庵方向上西兴圩的西堤,从南向北进行搜索。由郑时若书记统一指挥。第二天,即1944年1月1日上午,各路负责人率领武装人员按计划准时出动。那一天正巧是许巷逢集日,大多匪徒也来赶集。当区队东路干部战士经许巷镇时,被匪徒发觉,匪徒拔脚向其驻地逃去,区队便尾追不舍。区队在西圩埂搜索前进的一队,见东圩埂上区队穷追匪徒。为防其穿圩登船逃去,便一同向北追击匪徒,抓住几个匪徒。至西兴圩北端一村庄时,由黄珏来的人员已登岸。区队几路武装已围至庄上,分头挨家搜查。在群众的协助下(暗中丢眼色)。匪徒都被搜查出来,有两个匪徒泅水逃上东兴圩与邵伯之间的一处断堤上,区队立即乘船过去将其捕获。这次战斗,攻其不备,几路包抄,匪徒来不及登船逃跑,共俘虏匪徒32名,缴获步枪30支,短枪2支,只有匪首雷大海外出而漏网,二号头目雷玉昆被抓获。这次胜利,为人民除了一害,区乡武装得到了锻炼,也震动了扬州的敌人。次日,黄珏区署在黄珏镇举行了祝捷大会,欢庆西兴圩围歼土匪的胜利,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会后,处决了罪行严重的二号头目雷玉昆,其他被俘人员押送后方审处。当时《新路东报》登载了头条新闻“全歼雷(刘)大海匪部”。宝禅墩(今槐泗桥东河湖交汊地界)大王庙里驻有伪军税所人员20多人,他们以收税为名,敲诈过往船只钱财。黄珏区署派韦弦同志带领区乡武工队10多人,于一天夜里以船靠墩,突然袭击,打死1人,打伤2人,其余溜掉了,缴获手枪1支步枪2支。 (八) 1942年,原苗章甫侍卫陈广发,对苗匪的手条太狠极为愤恨。后陈与新四军侦察员戴冰联系,与卢福祥一道加入新四军,时刻监视苗章甫的行动,根据他俩的情报,1943年4月1日晚,新四军在黄珏同兴圩汤庄,一举消灭了苗章甫匪部。由于黄珏乡丁纪生等告密,苗匪侍卫长汪广元带人在黄珏镇北苏庄抓住了陈广发和卢福祥,押至酒甸杜家桥,将陈、卢两人捆放在草堆里用火烧死。 1944年秋,为巩固根据地迎接大反攻,中共甘泉县委在全县开展一次征集新兵的参军运动。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甘泉县县长许言希,不畏艰苦,带头深人群众,到公道区柏树乡蹲点,召开乡村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宣传抗日形势,深人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在20多天时间内,就有37名青年自动报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参军光荣,出现很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感人场面,新兵戴红花,骑骡马,敲锣打鼓送入部队。为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巩固新区政权,许言希同志住在柏树乡张宰庄(今公道镇娄庄村言希村民小组)乡长孙宝昌和乡指导员屠广林两家合住的一间堂屋里。同年12月10日(农历10月25日),深夜1时左右,30多名日伪军由扬州城里乘坐汽车至杨寿坝,伪装成新四军,在敌特李炳荣(公道镇人,自卫团长)带领下,摸到许言希住处,诡称是从后方来的,送信给许县长的。此时,许言希同志刚入睡不久,外面叫门,乡长闻声开门,敌人闯人即开枪射击,许言希还不明真相就遭枪击,不幸牺牲,年仅32岁。许言希,原名延熙,原居安徽省来安县,后定居嘉山县嘉山集。1912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少年读私塾,后在来安县读初中,南京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家,先后应聘在建阳、苏营及盱眙古城等地私立小学任教。任教期间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支持群众反对地方恶霸压迫剥削行为。当地方革命运动兴起时,被推选为“农抗会”主任。1939年参加革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任盱眙、嘉山办事处主任。开展借富济贫和统战工作,动员组织团结开明地主士绅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亡保家卫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淮南路东直属第一区农抗会理事长,领导农民开展抗日斗争,1944年8月调任甘泉县县长。为了沉痛悼念许言希同志、中共甘泉县委、县政府。在樊公殿(今属仪征县谢集乡)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有党政军和各界人士数千人。追悼会由县委书记黄祖炎主持并致悼词。参加追悼会各界人士都分别赠送了花圈、孝帐、挽联、挽诗、挽轴等,其中有公道区长刘九智书写的七言头字挽诗,诗云: 许身清洁志坚强,艳遇高声气宇昂。希扫烽烟腾地起,原期民主更辉煌。名扬四海家门乘,延安作风党主张。熙熙攘攘来哀悼,祖祖孙孙念不忘。甘泉区署送的挽联,是区员陈慕书写的,内容是:“英勇捐躯精神不朽,壮烈殉国道范永垂。” 1995年《邗江县志》,为许言希同志立传,使他的革命精神永传后世。日军偷袭柏树乡杀害了许言希同志,同时偷袭了黄珏区埝桥乡政府所住地和三里乡汤庄黄珏区队住地,及公道区卡子乡政府。甘泉县各区乡都在动员参军,已进入新兵集中入伍阶段。区委书记郑时若和埝桥乡长吴某(安徽人),通信员高祥林等,在乡政府迎接集中新兵。早晨6时左右,郑时若和高祥林起身站在门外,发现一批行人向乡政府走来,随时问话,对方诡称是后方来接收新兵的。这时,对方已走至对面前不足10米,郑时若看到这些人走路拖着臀部,认定是日军,随即向后跑,高祥林也跟着跑了。日军知道被看出破绽,就对他俩开枪,所幸,冬晨刚亮,目标迷糊,未能击中。但是,大多数日军扑向乡政府门内,刚起身的吴乡长和其他2个同志遭捕,被日军捆绑带走。日军继续向南袭击驻三里汤庄的黄珏区队。前有敌特耿龙池(雨膏乡伪乡长)带路,经裔家集向东走到杨家庙(今官塘村)时,黄珏镇上的干部听到锣鼓声,以为是接收新兵的人来了,镇长陈金永随派两人去探,直至涧陈坝南,敌人向三里汤庄走去。黄珏两名战士打了两枪就回黄珏镇了。上午10时左右,日军经过近20里的曲折小路,到了三里乡汤庄。区队20多人正在开会,哨兵回报西边有枪声,指导员吴世文,随即加岗至4人,并做好战斗准备,转身就带领排长胡绍清和战士陈平等出庄向西看望,见有一批行人穿着灰色军装,随派一人去问:“那部分的”?对方诡称“许县长来区队检查工作”。走到近前,一个叛徒(名字不详)与吴世文熟悉,吴世文以为自家人无疑,领导前面的人准备进屋,旁边有战士议论,这些人走路象日军,又带着机枪、掷弹筒。后面的敌人,又呈四面包围之势。区队一排排长警觉起来,立即下令分散迎战。时间之快,敌人也发觉了,随即见人开枪就打。我区队一排战士开枪回击,吴世文同志向南撤离,不幸,遭敌机枪的打中跑了几步倒下去了。区队战士也打倒了几个敌人。终因区队,措手不及,在同敌人激烈战斗中,区队牺牲了7名同志,他们是:区队指导员吴世文(安徽省合肥县人);三里乡民兵中队长陈长发;区队战士王福秋、秦长年、郭春林(均是方巷人)、罗大元(公道捻桥乡村人)、炊事员张士奎(外地人),还被打伤2人。事后,对牺牲的同志用棺木装殓安葬在三里镇北端,区委召集了乡村干部在黄珏镇开了追悼大会,区委书记郑时若代表甘泉县委致悼词,悼念牺牲的烈士。墓前还立了墓碑,上书“黄珏桥战斗烈士之墓”。1973年开挖三里河,坟墓迁移。经方巷公社负责同志安排,今烈士纪念碑存三里中学院内。敌特李炳荣还带领手下10余人偷袭卡子乡政府,意欲捕捉乡指导员石先(女)和乡长王长田。当日,乡里召开村干会,研究欢送新兵和二五减租工作,下午区委书记杨布带着通信员俞华东也来参加会议,晚间一起住在张宝田家(距乡政府150米左右)。这帮匪徒于凌晨6时左右,敲开乡政府(宰湾附近的斗坛道观)大门,搜查未见。抓住值班的张宝田和小道士追问:“石先、王长田住在哪里”?在匪徒吊打拷问之后,张宝田被敌人押着带至家中去搜。张宝田家房子是明三暗四一厢,厢房开大门,并有一小门通套房,堂屋间有后门。石先同张宝田母亲住在套房,杨布与王长田住东房间,通信员住厢房。当敲大门时,张大妈抱着小孩开门,随将大门开下来,通信员发现是匪徒,随向外跑,匪徒即开枪射击,通信员小俞腿部中弹。杨布与王长田听到枪声,急从后门撤出。当匪徒进屋搜查,再追问时,张大妈回答:“石先住西庄,王长田回家了(公道镇北首坝基头)。”匪徒又追到西庄,石先随从套房撤出。敌人在西庄扑个空,抓走了村粮委胡正朝,经敌人拷问无供而放回。杨布与王长田出门分道向北,游过董家桥河上岸,可当时12月天气,河里结薄冰,杨布身上仅一条单裤,水淋淋的发抖,摸到群众顾永福家敲开后门,顾妻看此情形要杨住下,杨说:“我是新四军,不能连累你们,能借件衣服给我就走”。可贫困人家哪有多余的冬衣,仅给他一件棉背心和一条草帘,并送他到三谈庄涧坝,指引他到送驾桥的路上。杨布找到送桥区署才得安身。尔后,杨布留部队工作,解放后曾写信来感谢顾家搭救之恩,可不知姓名而投递不到。文革时,杨布担任福州市委书记被审查时,发现档案中一节,认为有叛徒可疑,支左部队来赤岸公社调查,可第一次未查到,回去找杨布问明细节,二次又来调查到真情,消除了怀疑。不多日,杨布带着家属和钱物亲来致谢,可是,顾永福妻60多岁已去世,正巧这天“百日纪念日”,看望不到,只得哭泣告别。1944年担任茹港乡乡长张明学(公道言希队人),在1945年3月遭扫荡日军抓捕,在高邮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高邮烈士纪念馆有烈士名单)。 (九) 1939年,赤岸乡赵庄赵荣法弟兄,一贯不务正业,流为盗贼。后与国民党乡长王兴宜结伙抢劫。王兴宜出手枪,步枪各1支,坐地分赃。赵氏弟兄大肆抢劫,不但在本地抢劫多户,还出外地公道、杨寿、大仪一带抢劫。 1940年8月,一天下午,驻邵伯伪军30多人,为首的叫佘侉子,用一条大船开到湖西黄珏桥上岸,窜至镇南首居民家里进行抢劫。他们见到好的衣物就抢,计抢劫10几家200多件衣服和部分手饰物件。 1945年春节前后,驻邵伯镇伪军来抢劫:第一次是1944年腊月十二日下午,伪军三营,50多名士兵,动用船只4条,汤家泮小圩上堤后,手持步枪,如狼似虎地冲向同兴圩内大王庄、俞庄、季庄、张庄,伪军三、五个一队闯入农民家中,见物就抢。因同兴圩连年受水灾,没有什么好的衣物。这些饿狼在王万鹏家抢走两条棉被,王万鹏要求留一条就被打了几枪托子,伪兵还说:“你在拖就打死你”。张庄的张春云等两户,正在碾坊里刚要碾好的两担多米,也被扫下来抢走。汤庄有一户人家仅有15斤米和一条棉被也被抢走了。这次被抢的计有60多户,棉被30多条,衣服200多件,米稻50多担。这些伪军匪徒用枪逼着老百姓将米稻挑上船,扬帆而去。第二次是正月二十日。这天是黄珏桥逢集日,男人大部上镇赶集,家中仅有妇女。伪军三营在上午九时左右,乘4条船,40多个匪徒窜至各庄施行抢劫。季庄的季连福随即跑向黄珏镇,报告乡政府派人来打击匪徒。黄珏区署武装工作队一行5个战士,正来沿湖一带检查治安防范土匪工作,走到泰兴圩地段,他们发现一个男子,朝黄珏镇方向跑,就将跑的人喊住,问:“你跑的什么事”?武工队的同志听了伪军过湖西来抢劫的紧急情况,领队的王队长果断地说“你不要跑了,我们就去”。季连福回头和几个战士快跑如飞。王队长,名王玉有,是甘泉县支队一名老战士,称王辣子。他处事果断,对敌狠,经常双挂手枪,伪军望而生畏。曾在1942年秋保护区长胡坚单刀赴会与顽县长张济传谈判,对方虽有几十条枪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王玉有个子大,行路快,一步跨三墒,步子大,跨得远,跑得快。很快渡过两道河,赶至同兴圩。这时,伪军还在几个庄上抢劫,有的已向船上走去。武工队战士看到路上的伪军就以枪射击,那些伪军听到枪声,赶紧将手里抢来的东西放下,分头向船上逃去。伪军跑上船,七手八脚的使劲撑篙划浆驶向湖东。还有两个伪军跑慢了几步,船开了,哭丧着脸,被武工队抓获了。伪军抢去棉被两条,衣服几十件。伪军逃走丢了很多抢来的衣服和20多担米稻,就地发还了被抢的农户。被抓获的两个伪军带到区暑审问,他们跪在地上求饶回答“邵伯伪军二团三营,营长姓赵,上次是戚连长带队来抢的,今天是施排长带队来抢的”。“你们有伙食费,为什么还要来抢粮食呢?”伪军说“粮食被营长他们吞吃掉了,我们一天两顿都吃不饱,连长向营部要粮食,营长说日本人又不给,你们吃不饱,到湖西抢去”。看这两个伪军狗熊像、穿的已褪色的黄棉袄、肮脏得一塌糊涂。王队长严肃的交待他们,说:“告诉你们营长和全体士兵,要改邪归正。如果发现你们再来,就不要想再有一个活命”。而后,就放他们回去了。 1945年6月25日上午,甘泉支队某连一个班的战士,来槐子、酒甸一带侦察地形。得知扬州来的40多名伪军,带着机枪、掷弹筒,还有麻袋,坐着汽车,在北乡三里庵一带,向靠近土大路两旁的农户,抢劫小麦30多担,衣服二、三百件,装上汽车,因汽车装载太重,伪军在车后跟着行走,支队战士们在方家巷东部组织伏击,打死伪军2人,打伤3人。伪军只得将抢劫来的30多麻袋小麦和衣服全部抛到地上,扒上汽车溜走了。随后,这批被劫的粮食衣物也送回到沿路被抢劫的农民手中。 (十) 1944年初,中共甘泉县委召开了历时7天的县委扩大会议,通过总结工作,对今后任务作了部署。路东地委书记陈光到会指示。他说:“现在的任务是,积极培养干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动员参军,输送新兵人伍,增强前线部队抗日战斗力,主动进攻打击敌人,发展新形势。培养基层干部,在发展的新区,对旧人员,经过教育还不能适应形势的进行淘汰;对多数思想认识好积极肯干的,通过集中训练的方法,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使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7月,甘泉县委在陈家集西南西家营建立干部训练基地,并和冶山县联合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整风,集中100多名乡级主要干部进行训练。此后,县委还办了政治、公安、财经、群团等专业训练班。各个区委也利用冬闲、采取长会短训的方法,训练了大批乡村基层干部。他们在按照淮南津浦路东地委,1944年12月下达的参军任务是:古井区90人、大仪区20人,杨庙区(甘泉区)50人、陈集区60人、龙河区80人、黄珏区50人、公道区60人、菱塘区60人、秦仁区100人、县支190。这里是游击区,既不能大张旗鼓的召集动员会议,还要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区、乡干部坚持抗日宣传,讲明道理,组织积极分子为骨干,深人农户个别动员。同时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两面派人物配合工作。如甘泉乡伪乡长黄祖善,此人有爱国心,通过谈话教育,就能积极动员青年参军,顺利的完成20名征集新兵任务。黄珏区完成80多名,公道区也超额完成了任务。加强侦察,伺机打击敌人。3月22日,大仪区队8名战士,在十五里塘伏击大仪据点换防伪军70多人。缴获独轮车13辆,掷弹筒子弹3箱,机枪子弹1箱,手榴弹、大刀等武器及一批文件。8月7日,大仪据点100多名日伪军下乡扫荡,甘泉支队事先得到情报,在陈集以北和铁牌甸街北,各派一个连队埋伏。上午7时敌军在陈集以北遭到伏击,逃至铁牌甸,又入伏击圈,支队战士发动进攻,战斗至下午,击毙日军小队长樱井及部下多人。主动进攻,铲除敌人据点。日伪军在西北乡公道桥、黄珏桥、杨寿镇建立的据点,经甘泉支队和区乡武装多次打击,到1944年底已全部铲除。甘泉镇上的据点,是扬州至天长的敌人运输要道。1939年12月,江南新四军北上会合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路经甘泉山时,一举歼灭伪军一个连,摧毁了据点。不多天,日伪军又抓夫修筑恢复了这个据点。1942年又被甘泉支队捣毁后又恢复起来。而且建筑得比较坚固,白天站在炮楼上瞭望南北要道,驻有伪军一个连,连长叫王金义。王与当地头面人物赵宝兴关系不错。当时,杨庙区队缺乏子弹,区长李唯知于1944年7月,通过伪乡长的关系,同王连长谈判,借过一部分子弹。并约定将日军行动计划及时提供给区队。开始还好,到了冬天,由于日军加强了控制,这个伪军连长变卦了,不但不执行谈判协定,不及时向我提供情报,还扬言说:如发现抗日民主政府干部或武装人员到营地附近,他们即开枪射击。新四军二师部队都在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进人操场,有时在冰天雪地里,训练攻碉堡,拼刺刀,过障碍,掷榴弹等动作。路东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旅旅长罗占云说“军队训练为了打仗,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没过几天,旅部通知四团一营做好战斗准备,要把甘泉山伪军据点拿下来。其时,甘泉山伪军据点,在甘泉镇公路北侧,四周一道水沟有两丈宽,一丈多深,灌有满沟的水,沟内是土围子,周围还拉有铁丝网,土城大门面对公路,架一座吊桥,白天放下来,夜晚吊起,门旁一个砖砌碉堡,围墙和碉堡四周布满了枪眼,组成火力交叉,封锁着据点四周开阔地。敌人凭借这三道障碍,住在围内几间屋里,还倚仗扬州、天长、大仪敌人可以支援,固守甘泉山。如果将甘泉山据点拿下来,敌人的运输线被切断了,天长、大仪的敌人就孤立了。同时,甘泉地区的根据地就会连成一片。甘泉战斗方案,是罗占云亲自制定,并在战前动员,决定一营和甘泉支队参加战斗。营长杜耀清带领一、三连埋伏甘泉山以北,负责阻击天长、大仪援敌。支队政委带两个连埋伏甘泉山以南,阻击扬州援敌。团部赵政委和一营教导员黄锦思带领二连,甘泉支队,黄仁霆带领三连,负责正面进攻。战斗动员以后,部队悄悄地由天长以西的薛家冲,趁天色将晚时分头出发,黄锦思带着二连部队冒着呼啸的北风向甘泉山疾进,寒风虽然穿透了战士们的棉衣,但他们的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恨不得插翅飞到甘泉山消灭这股敌人。他们急行军60多里,深夜里包围了甘泉山的敌据点。侦察班战士迅速穿过了水围子。原来侦察班的刘班长前几天带领两个战士化装摸进据点,对里面的情况一清二楚。因此,他们越过水沟,又越过铁丝网,攀上了围墙,架起机枪对准敌人的碉堡。侦察战士们越过围墙进人据点。刘班长带三个战士向桥头堡摸去。当他们接近桥头堡时,听到有人在上面讲话“这鬼天气真冷啊,快把我的耳朵冻掉了”。另一个接上话茬“他妈的,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昨天晚上排长又喝醉了,睡得象死猪一样,就是我们穷当兵的倒霉,半夜里还在喝西北风”。听得出,这是两个哨兵的对话。接着又讲“我说老李,天这么黑,新四军恐怕不会摸进来吧?外面什么也看不见”。“那很难说,新四军一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天兵神将。天越黑他们本领越大。要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就举手投降。这年把甘泉山被新四军包围了,反正日子也不会太长了。” 这时,刘班长向三个战士挥了挥手,猛地冲进炮楼,用枪紧逼着两个哨兵说:“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新四军”。两个哨兵乖乖地举起双手。刘班长迅速解开吊桥绳索,吊桥轻轻地落了下来。然后又快步走过吊桥,对黄锦思报告说“桥头堡已被我们占领,敌人没有发觉我们,赶快命令大部队行动吧”。只听一声令下“前进”。大部队迅速冲过吊桥,进入院内,将敌人的几间住房分割包围起来,敌人成了瓮中之鳖。黄锦思随战士进人敌人住屋,只听酣声一片,敌人还在做他的美梦呢。战士们大吼一声“不许动”,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都吓愣了,有的已骂骂咧咧“别要瞎吵啦”。“我们是新四军,你们已经当了俘虏”。敌人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衣服穿好,到外面集合,谁要是不老实就打死谁”。这时,院子里忽然响了几枪,原来是一名敌军官企图反抗,被战士们开枪击毙。不大一会,一队队敌人举着手从住屋内走了出来,排队站在院子里,然后,将他们带到后方。这次战斗从侦察班过水沟,到向俘虏训话,前后只用了不足一小时,干净利落,此役除伪连长王金义隐蔽漏网外,共活捉俘虏100多名,缴获步枪90多支,重机枪两挺,手榴弹200多枚,粮食2万多斤,拔掉了伪军据点,消灭了伪军一个连的部队,而新四军无一伤亡。按上级命令,由侦察班负责,点燃一把火,将敌人苦心经营,鼓吹不可攻克的战略据点,转眼之间成了一片火海。 (十一) 1945年是抗日战争最后的一年。2月14日日军十三军团山本旅团主力千余人,收集大批伪军,由扬州向高邮湖两岸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妄图配合淮北之敌打通淮河运输线。新四军二师和地方武装全力反击,其中,冶山支队分头袭击天扬公路仁和集伪军据点及天长县东门的据点。在两个月内,我军毙敌少佐以下敌伪军260余人,俘日军4人,俘伪军525人。 5月14日夜,甘泉支队四连,在连长罗平率领下,突袭湾头镇的伪据点,突击队员姬文福(杨寿坝人),孤身翻过围墙,与屋内40多名伪军战斗,伪军死2人伤2人。接着投进8颗手雷,炸伤伪军多人,敌人抱头鼠窜。姬文福的左膀被打断,手腕被打烂,脸面右部被烧伤,他忍着伤痛翻出围墙回到部队。后来,被路东军分区评为边区战斗英雄。1944年秋,甘泉支队司令黄仁霆率支队一、二两个连队,夜袭扬州西门飞机场,歼灭驻守机场附近金庄的伪军一个连。1945年6月4日夜,甘泉支队某连,主动出击飞机场,消灭护场伪军一个连。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只,步枪19支,电话机1台,子弹1518发。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战略大反攻的命令。全国军民斗志昂扬,热血沸腾,欢欣鼓舞积极投人抗日大反攻的战斗。甘泉境内的敌伪武装,已被孤立在天扬公路上的几个据点内,他们凭借着据点的坚固,苟延残喘。消灭这些敌人最好办法是把他们引出据点。但狡猾的敌人知道青纱帐是新四军的天下,死死守在据点里不出来。一天,甘泉县委书记、县长和支队司令、参谋长等正在研究,如何把敌人诱出据点来打的方案。正逢支队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天长县的伪军,在据点外征用马车,限临晚备齐到县城,说是明天要到万寿街一带去装粮食。又据内部情报,敌人已感到末日来临,天长的伪军中队明日就要撤到扬州。他们征用马车,就是给他们拉东西用的,对外说到万寿街是迷惑人的。这个伪军中队装备较好,中队长是个大地主的儿子,平时,作恶多端,特别受到日寇的赏识,在天长城里是一霸。听了这些情况,大家异口同声“机会来了”,从这次天长县城的伪军撤回扬州来分析,伪军也开始逃跑了。我们必须将这些汉奸走狗消灭在甘泉县境内,不能让他们到处祸害老百姓。县委支队领导研究分析认为,敌人要逃跑,我们打伏击。伏击地点选在甘泉山南、离扬州城不远的大官桥地带。这里地势起伏,利于隐蔽组织伏击。集中优势兵力,打击疲惫之敌。命令一个主力连和两个辅助连及民兵武装在公路两侧青纱帐里。命令另一个连队埋伏在扬州西门外。以备阻击敌人支援部队。方案确定后,支队领导分头动员,组织行动,限时到达目的地。 8月22日下午三、四点钟,伪中队已过了大仪,正向甘泉山开来,大官桥附近待命的战士和民兵,都进人了阵地。支队战士就埋伏在距离公路50米远的沟坎、埂后、墩旁等杂草丛中,看不出一点痕迹。不一会,即看到伪军中队的人马在高坡旁出现,过了甘泉山,龙王庙已隐约可见,不远就到扬州城了。伪军一路上战战兢兢,紧张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与后队拉开距离的前卫小队,也放慢了脚步。扛着的枪也斜背了起来的伪军队,大多放开武装带,解开湿透的衣服,敞开怀,拿着帽子当扇子搧着。有两个骑马当官的也从马上下来,把外衣和枪挂在马鞍上,慢慢走着,大队后面的几辆马车,拉着物资,押车的伪军已经爬到车上。两辆搭着帐篷的马车,是伪军头目的家眷。在车厢上的伪军,靠在车厢板上个个垂着脑袋,已入梦乡。所有牲口的铃铛都被摘掉了,只听见“叭哒”、“叭哒”的马蹄声。伪中队长挥动着马鞭连声喊着:“快走”、“快走”,“你们不要命啦?”,伪军队伍仍是慢慢吞吞、稀稀拉拉地挪动着,他们终于进入了甘泉抗日支队战士和民兵的伏击圈。突然,一声枪响。只见伪中队长晃了几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这些伪军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遭到伏击,一下子乱了套,有两个骑马的军官,僵绳一抖跑了。又有两个牵着马的伪军官,急忙从马鞍上取枪,怎奈两匹受惊的马,在硝烟里兜了个圈,跃起前蹄,嘶叫了两声,顺着大路往回跑掉了。两个伪军官被缰绳拖到在地,也不知是被子弹射中,还是被弹片击中,只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混乱的伪军有的滚到路边的沟里,有的就在公路上向青纱帐放着枪,企图顽抗。后面的马车与伪军队伍分割开了,赶大车的民夫,一听到枪声,就跑到路旁沟里躲起来了。车上伪军家眷“哇哇”地啼叫着,10几辆车撞到一块。押车的伪军想顽抗,枪栓还没拉上,就被活捉了。有的听了“缴枪不杀”的喊话举手投降了。一会,敌人的几挺机枪,被支队战士的火力压下去后,包围圈很快缩小了。只听见主力连连长把手枪一举喊声“冲啊”,四周的队伍和民兵一拥而上。青纱帐里涌出百人来,支队战士在前,民兵群众在后,在一片“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话声中冲向敌人。伪军抬头一看,人群铺地而来,只得举抢投降。不到一小时,一百多伪军都当了俘虏。两个骑马逃跑的伪军官,走不多远,踏上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这一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10几辆马车的军用物资。支队战士押解着俘虏和马车物资转移了。扬州日伪军听到枪声,派出救兵,阻在路上又踩响了地雷。敌人除得到10几具尸体外,又增加了几个缺胳膊断腿的。天色已晚,敌人怕再遭伏击,只好拉着尸体,胡乱的放了一阵枪回城里去了。扬州西郊飞机场,停有日军10几架飞机,(日产93式、95式的小飞机)。另外汪伪国府有两架专用飞机,一架叫“建国号”、一架叫“淮海号”,这两架飞机是日本40年代生产的99式双发动机运输机,比较先进。由汪伪航空署主任白起(白景丰)专管,设有一个专机组,白起是少将军衔,后来调任扬州航空训练处副处长,专管扬州的飞机。蔡云翔、于飞等人恨透了日军的控制和汪伪卖国投降的罪行,不愿再当奴隶,更不愿再轰炸中国人民,经密商后,决心起义,为祖国人民作一分贡献。当时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是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二是怕飞机起航中误伤。于是,有轰炸员秦传家提议先与共产党方面联一系上,并说他家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于飞和秦传家于7月17日,从南京以做生意为名,到皖南宣城通过关系与县委书记彭海涛联系上了,见面后,经彭书记请示中央。三天后,粟裕将军接见了于、秦2人。首先表示欢迎,讲明政策,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并要他们到扬州城西杨家庙找甘泉县委书记程明,有什么困难和具体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当时,“建国号”飞机歇在南京机场,由白起出面以要事为借口,调来扬州机场做好了起飞的准备。于飞在8月12日回到扬州到杨家庙找到了程明,当面将起义准备做了回报,请求迅速安排。8月19日袁洪,决定20日起义。程明同志向延安发出电报,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内容是‘日内有飞机来延,万勿误为敌机”。20日上午8点多钟,“建国号”飞机由扬州起飞,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当天下午安全到达延安。这次起义共6人;周致和(改名蔡云翔·飞行教官)、黄哲夫(现名于飞)、赵乃样(现名张华)、管序东(扬州人现名顾青)、黄文星(现名田杰)、沈时槐(现名陈明秋)。起义人员先后分两批到杨家庙,由程明书记安排去延安:第一批8月22日,有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带着家属共7人;第二批是9月初,白起带着两名副官和家属共10人。他们到了杨家庙,再转送到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接见了起义人员。当起义人员到达延安后,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爱祖国心向光明的义举,震憾了日伪政府,动摇了日伪军的军心。后来,这批起义的飞行员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人民立了新功。 (十二) 1945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建立了十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9500多万人口。大反攻以来,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敌伪军23万多人,解放人口1800多万,收复城市197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苏联出兵,德国投降。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及日军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古城扬州欢庆抗战的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甘泉县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组织政工队宣传队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结合秋收减租运动,利用地方材料,化装成大地主、农抗理事长、农民夫妻、爱国知识分子等各种人物,以生动活泼的话剧形式,在各集镇上演出。当政工队到公道镇时,沿途鞭炮声此起彼伏,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通过宣传表演,提高了干部群众爱国主义觉悟,对开展减租和增产节约运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更多鲜活资料，欢迎关注公众号:“快搜公文” （ksgwp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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